盛世同（安志洁）的身世之谜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作者：新疆历史文化专家 罗绍文
盛世同，1913年生于辽宁省开源县（开原）县向阳山（象牙山）下的盛家屯，祖籍山东。她曾祖父盛福信因黄河斜贯鲁北平原五六百公里，经常遭受洪涝、旱、碱、沙的天然灾害，携全家并伙同盛姓多人逃到关东以务农为生。其父盛振甲除随父祖务农外，因家境稍好又读了多年私塾，由于刻苦学习并热心教育，被选为邻村黄家屯小学的校董。其母安景凤系家庭妇女，勤俭朴素，对子女们的教育也极为重视。父母共生男女七人，五男二女，盛世同最小。
盛世同垂髫之年，其家庭因勤劳而且日趋富裕，已由开原迁往沈阳，在沈阳第六小学上学。
1928年，北伐成功，其兄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投奔南京政府任参谋本部上校参谋。
盛世同在上学时，就长得一个高桃身材，一双大眼睛，靓丽聪慧。但就在稍懂事，家境逐渐富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千万同胞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于次日在北平对《大公报》记者恬不知耻地声称：“吾早已怜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300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射击，我军本无武器，自无抵抗”。还说昨日日军占领沈阳时，他“已严令沈阳近郊各部力持镇静，不得抵抗”。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誓死抗日救国。宋哲元、庞炳勲等高级将领及所属全体官兵还函电全国，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尽管民心、军心抗日呼声如火如荼，但无济于事。
日军对东北民众是烧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且日甚一日。“九一八”以后，原东北很多旧官吏，不顾廉耻依附日本人，甘作其傀儡和走狗。如张景惠等于1932年2月17日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张为委员长，并决定东北三省的伪省长，还发表独立宣言，声称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省完全独立，并于1933年3月9日在日本的导演下，成立了满州国。就在张景惠任伪东北行政委员长前期，盛世同在沈阳读完了小学，转入了沈阳第一女子中学。这时日本加强了压制和取缔中国的抗日活动的宣传。日本宪兵队不分日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之中搜寻、抓捕直至枪杀有抗日嫌疑的人，捕风捉影，诬赖蒙冤的人日增一日。同胞们不堪忍受，有的被迫纷纷成立抗日组织以求互保，有的则逃亡关内求生。盛世同由逆来顺受、颤颤惊惊一下又完全失去了幼年时的欢乐，变得胆小怕事，再不敢蹦蹦跳跳，连大气也不也出。
1933年下半年，盛家首先从开原老家听到传来的消息说，日本宪警队曾到盛家旧宅进行了一次野蛮的搜查，屋内家具器皿全被砸烂，现正在寻找盛家的去向。又过了几个月，在沈阳几乎传遍说开原盛家老大盛世才在新疆当上了督办，积极联俄联共，宣传鼓吹抗日。好在盛世才此前还没有在沈阳出头露面过，无人知晓，更不知盛世才就是现住沈阳盛振甲的大儿子。但是，日本宪警在开原搜寻盛世才的家属和亲友的范围越来越大。1934年，盛家在沈阳感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生怕哪一天就会祸从天降。1934年10月，全家决定逃离沈阳入关，以求活命。在逃离沈阳时，为了不被人们怀疑，他们只向周邻谎称是搬迁到沈阳东南隅的小河沿去。小河沿又称万泉河，是“藕香风里客消闲，小聚笙歌水一湾；谁解清凉滋味美，却登高阔望景山”沈阳的八景之一的“万泉垂钓”的一个风景区，环境较好，所以没有人怀疑他们正在逃离沈阳。盛家逃离沈阳，防特务和二鬼子告密，全家姓李，先到北平。原拟先在北平一个时期再作打算。没承想在北平没住几天，一个同学就从沈阳来信说，就在盛家离开沈阳的当天，日本宪兵队就到他家来搜捕了，扑了一个空，一家人险些落入虎口。
在北平住了不到半个月，在南京创刊的《天山》月刊已出刊了好几期，其中杂志上的很多内容都是说盛世才在新疆已经赤化，他联苏联共组织抗日，要收复东北，还要将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送给苏联。一时谣言纷起，飞短流长，国人震惊。盛世同一家此时在北平虽已经改姓埋名，但仍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免遭特务的绑架与暗害，他们知道在北平也无法容身，只好到新疆去投奔大儿子盛世才。可去新疆的路途遥远，路费无法筹措，盛世才也一时不能将路费汇到北平。这时，为保存势力、人称“不抵抗将军”，拥东北军十余万的北平政务委员会的首脑张学良知道盛家在北平的意向后，派专人送了500大洋作为他们去新疆的路费，真是雪里送炭。盛家当即雇车先到归绥（即今呼和浩特），旋即搭乘新绥运输公司长途汽车颠簸达半月之久，1935年5月方抵迪化（今乌鲁木齐）。盛世才当时在新疆权重势大，很快给他四个弟弟都做了安排，老二当官，另三个弟弟一个安排到新疆军官学校学习，另两个到苏联留学，小妹盛世同则到女子中学继续上学。
此时的新疆，盛世才也从苏联那里学会了重视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迪化的大街小巷，确实是人人都大讲建设和抗日，显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盛世同这时也非常高兴，在学校里积极参加了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等组织，高喊反对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口号，还和女中同学张世琨等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编写话剧剧本，暑假期间在学校演出。他们自编自演的话剧《反对纳妾》，得到了全校师生和社会上的好评。盛世同以后还担任了反帝会的小组长，学联会的监察秘书。她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有关会议和活动，意气风发。
1935年9月，斯大林应盛世才想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势力的请求，也本着想让新疆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目的，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派来25名联共党员，也派中共党员来新疆帮助工作。其中有一个本名俞秀松、化名为王寿成的到新疆后，据苏方介绍，25人中以他的学养最为丰厚，所以他担任了新疆反帝联合会总会的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盛世才为了结好斯大林，结好由斯大林派到新疆帮助工作的人，费尽心机想出了请俞秀松做自己正在上中学的女儿盛克勤和自己的胞妹盛世同的业余家庭教师。师生关系，接触自然频繁。时盛世同已二十出头，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俞秀松则三十已过，参加革命工作也已有十多年，经历可谓丰富，教学之余，俞秀松总向盛世同谈及他在杭州、上海、北平以及苏联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对学习从来没有满足过。他说他父亲是清末科举时代的秀才。受家庭熏陶，有较扎实的国文基础，此后又学通了俄文，又学了日文和英文，对掌握和增长知识有极大的好处；他在同志关系中，坚持以坦诚相待的原则，虽因公得罪了一些人，遭到一些人的攻讦，但从不后悔；参加革命，要放弃一切私利，直至不怕牺牲。他娓娓道来，既具体又生动。有时就像在演讲，慷慨激昂，盛世同深受感动。盛世同则常和俞秀松谈及九一八后在东北的苦难岁月。九一八后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没收了张学良在沈阳的边业银行及所有的公私银号，共劫查了16万斤黄金和200万斤现洋；鞍山的铁矿石和东北所有的好煤，全部集中到大连港运往日本 本土；在东北全境农村推行“粮食出荷”制度。所谓“粮食出荷”，日语即“粮食出售”，粮食均须卖给日本。城市的中国居民，粮食实行配给，中国人每人每月出配给十多斤豆饼或高梁，还得半夜三更去排队；中国人民不得吃大米和白面，吃了就是“经济犯”罪，要科以刑罚。有一个中国人在亲戚家吃一点“军金子”，坐火车时晕车吐了，日本人见了就说中国人吃了大米，抓去做苦工，再没回来。日军奸杀妇女，更是惨不忍闻。盛世同回忆起来，声泪具下，哽咽不能成声。她说，她恨透了帝国主义，她十分向往平静幸福的生活，渴望自由、民主、平等，无压迫、无剥削的社会。至此，俞秀松接过盛世同的话说：“世同，你的名字叫的真好，盛世大同呀！这也是你的理想。盛世大同，是我国秦汉时期有人根据原始社会的传说而虚构出来的大同盛世！”盛世同说，我知道《礼·礼运》中孔夫子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我所向往和渴望的幸福的日子和社会，确与此相似。俞秀松则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比古人虚构的大同盛世，更具现实意义。”与俞秀松的交谈，互相之间的了解，都是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品性的表现，真是知己知音。
盛世同和俞秀松成了师生关系后，由相让而相知，进而知己知音。俞秀松的渊博知识和端正的品貌，冲破了俞盛之间年龄差距的障碍，在知己知音中产生了爱情。斯大林认为，俞盛的结合，是苏新关系更趋紧密的一根金质链条，是收新疆变为苏联卫星国的一座重要桥梁；盛世才则认为盛俞的结合，是他在新疆站稳脚跟、巩固和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坚实保证。斯大林和盛世才批准了她俩的婚姻，实是道道地地的一桩政治婚姻。可对盛世同和俞秀松来说，虽有年龄上的过大差距，但知己知音，志同道合，两相爱慕，虽有政治开道，却竟使他们真正共赴生死相恋的爱河。
盛俞结婚的日子是1936年7月28日，结婚仪式的地点选在风景如画的西公园（今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朝阳阁。参加婚礼的宾客，除新疆省、迪化市的所有军政要员和社会名士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苏联迪化总领事阿毕列索夫和领馆秘书，安铁列夫还代表斯大林送来一箱衣物和高级化妆品作贺礼，还派来一个电影摄影组来摄制一部电影纪录片。盛世才送来的贺礼则是两只精致的小木箱，上写着“燃烧心灵的火把，夺取学识的宝库”。很多人都猜说是金银财宝，后来打开一看，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装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典籍。俞秀松一见十分高兴的向盛世同说：“同妹，这胜过金银财宝万万倍，是无价之宝，我俩要好好保存，细细阅读学习。”
盛俞结婚一周年的1937年的7月28日，斯大林又托领事馆送给他们一样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一部精致的照相机。可见斯大林是如何重视一个联共党员和新疆督办的胞妹的这桩婚姻。
盛俞结婚的婚房并不在阔绰的督办公署，而是在反帝总会（今市八中对面的军区政治部宿舍）腾出的一所平房。当时盛世同还在女子中学上学。夫妻两一有空闲，就在院内种植一些花草果蔬。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7年12月10晚，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晚上，俞秀松还在他兼任的新疆学院和第一中学检查学生的晚自习尚未回家时，突然来了四个手提马灯的盛世才的卫士，声言说：“督办有事要请秘书长立即到督办公署”。盛世同告诉他们秘书长尚未回家，请稍等一会。21时许，俞秀松回家，见门口停着一辆小车，盛世同告诉他是来接他到督办公署的。当时俞就感到有点异乎寻常。以往凡盛世才找他有事，总是电话叫他去，有时盛世同也陪他一起去，今天为什么咫尺之遥却用小车来接？他忐忑不安地也只好随卫士登车而去。临走时他对盛世同说：“你早点睡吧，你明天不是还要考物理课吗，我去去就回。”盛则嘱咐道：“早点回来。”秀松走后，她继续复习功课。一直到半夜，秀松仍未回，她就打电话去问盛世才，回说他去苏领馆办事，可能明天才能回来。要她先休息。此时的盛世同，还没有感到会出什么大事。第二天，盛世同到学校参加生物考试后，总感到不放心，立即回家，一进门，厨师哭丧着脸，满面泪水对她说：“秘书长被抓起来了。公安处叫你将他的被褥洗漱用具送去。”真是晴天霹雳。盛世同听后一时悲愤至极，立刻打电话给盛世才，大声斥责他为什么无故抓人？盛世才回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叫她去一趟。她匆匆地赶到督办公署。路过她妈住的房间，只见她妈和姐姐正在相对哭泣，泪流满面。她不及细问，迳直去找盛世才理论。一见盛世才，他首先告诉她王寿成（即俞秀松的化名）参加了要杀他的阴谋暴动案。盛世同愤怒地问他有什么凭据。盛世才说“联共”正指控他与“托派”有关联，将其押回苏联。世同要他拿出证据来。他却说，你先将被褥和洗漱用具送到承整处转交监狱再说。世同将被褥等送去后，又来找盛世才要证据。盛世才却说：“过几天开公审大会，你可去当面听听。”世同一听此话，怒火中烧，大声吼叫着：“我决不会相信你们的话。寿成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所谓的证据，那是你们无中生有，是无耻的捏造！”盛世才一见世同如此放肆撒野的高声斥责他，也发起火来，命令卫士将世同拘捕起来。世同并不畏惧，继续高声斥骂。卫士见要拘捕督办的同胞妹妹，迟迟没有下手。盛世才见势又缓和了下来说：“过几天如查明没事就放回来。三天以后你可以去探监。”一场毫无结果的争吵，不得不就此收场。
世同回家以后，对此飞来的横祸，悲愤懊丧不已，她苦思冥想。关于秀松参加阴谋要杀盛世才的暴动案，她和秀松自可向同一父母所生的大哥盛世才说清楚，但“联共”定俞秀松为托派分子，她却无法辩白。她最后想出了一个掉包计，求大哥盛世才帮助搭救秀松。她叫盛世才向“联共”谎称秀松在新疆涉案自杀或已被枪毙，并找一人替死，不能再押回苏联，就此销案。可“联共”在新疆的耳目众多。当世同向盛世才建议用这个掉包计时，未被其接受，他不愿接受也不敢接受，且以自己的胞妹对秀松虽然钟情而感恼怒和忧心。可世同却说事关公平正义，决非儿女情长。最后他决定动员世同在押解秀松回苏时可同行到“联共”去为其辩白。可世同此前早就听到秀松介绍过“联共”的有关情况。“联共”自1923年秋，就在党内开始了反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年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1929年将其驱逐出境；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政治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洛维也夫，因于1926年公开与托洛茨基结成托季联盟，曾被开除出政治局，开除出党，共产国际也解除了他的主席职务，并于去年（1936年）被枪决。斗争十分尖锐和残酷。秀松既然是因被诬为托派而回苏，秀松当然不会同意她跟着，她也不应去苏联蒙冤受屈。
1938年春，世同去监所探望秀松时，得知年初已由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传讯受审。所诬秀松是参与1937年在迪化的阴谋暴动案的主要人犯，实与秀松无任何私人来往。秀松在破获此案的当年10月17日在迪化市民大会和反帝会各种会议上，对此案公开表示遣责的坚决态度。如政府仍相信此等诬陷，请允许与攀诬者对质。秀松说，语云：阎王也怕面对鬼，一经对质，彼此阴谋暴动者何能施其鬼蜮伎两？经一审后，秀松涉案并未定实。至于托派案，世同早就听秀松说，早经苏联最高有关部门驳斥澄清。在探监时，秀松还一再鼓励世同，人生一世立志要纯，要坚定，不动摇，不怕牺牲，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要帮助人民挣脱压在身上的脚镣手铐，不要怕自己戴上脚镣手铐，去坐监牢，牢底是可以坐穿的。这给世同以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1938年6月25日，世同接到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要她去给王寿成整理行装，说要将其送回苏联。她急忙赶到第二监狱，强作镇静，要秀松收拾东西，换一换衣服。秀松心知自己无罪，以为自己被释放了，有些兴奋地说：“回家再换也行。”当知道要将他送回苏联时，十分气愤地说：“我要问问盛世才，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话未说完，狱警就强制他上了车，车上还有一个与他回来的万献廷。在秀松的力争下，才让世同随车送去飞机场。在车上，秀松不无悽怆地向世同说：“我此去凶吉难卜，我们不能在一起革命，但不知是否有重逢之日。同妹，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要挺起胸膛，不畏强暴，走你自己选择的革命之路。”时间过得很快，不多一会就到了机场，只见一架绿色的军用飞机停在机坪上，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催促秀松和万登机。就在这生离死别之时，秀松紧紧抱住已哭得像泪人一样的世同，一边亲吻，一边含泪说：“同妹，要坚强，要保重，但愿我们还能重逢。”飞机起飞了，新人被夺走了。世同再定神一望，飞机已升空远去，她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人事不醒。
秀松被押解回苏联后，虽经世同多方打探，始终杳无音信。但背地里却作听到传说盛世才在制造的这次暴动案中，已冤杀了三百余人。在新疆，生杀予夺之权，是集中在盛世才一人之手的。秀松之冤，如盛世才无意，是完全可以施救的。世同每思及此，在母亲安景风面前，总是苦不堪言，只好经常向隅而泣。她母亲倒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对大儿子所作所为，也无可奈何，只能和自己痛爱的、横遭不幸的小女世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世同反复思考，越来越认定乃兄盛世才只是一个蛇蜴之心、豺狼成性、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的人。
此后,任由母亲安景凤搬出了督办公署和自己同居一院。世同也耻于和盛世才同姓一个“盛”改盛姓为母姓“安”，改名“世同”为“志洁”，也耻和盛世才同一个“世”字，并宣称和盛世才断绝兄妹关系。
盛世同自改名为“安志洁”并宣称和盛世才断绝兄妹关系以后，为了获得不依附于人的自由、生活上的独立，她决定辍学而谋得女中附小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她教学一丝不苟，待学生如子弟，平易近人，人际关系特好，不久又被选为反帝会所辖女中的初中教师、学生及附小教师直属四分会的秘书干事，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大唱抗日歌曲。
自1937年5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抵达迪化以后，大张旗鼓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展开抗日宣传。新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以及反帝会还轰轰烈烈的展开抗日话剧活动。此时的安志洁，以更高的热情和更积极的态度参加抗日宣传。特别是从安志洁改姓名时起，新疆改变了以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的封建陋俗。安志洁发挥了她体形姣好的优势，在参加一些话剧演出中，得到普遍好评。但很快就被她大嫂、女中校长、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所反对，新疆省政府也于次年——1939年初发布了《暂时取缔男女合演新剧》的禁令。此后凡话剧的演出，都只能男扮女或女扮男演出。但如女性本人自愿或其亲属同意则不在此限。但安志洁的戏路很宽，不管演男演女，都惟妙惟肖，更何况她已与盛世才断绝了兄妹关系，行动相对有了更大的自由。以后她在抗日、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中，先后参加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独幕剧《中国万岁》和比较大型的《武则天》、《雷雨》《樱花晚宴》等戏剧的演出活动。电影演员俞佩珊、程婉芬也乐于和她同台配戏。
安志洁在女中附小的教师任上，由于各方面的业绩突出，与延安派来工作的朱旦华、张奋英等同时受到新疆教育厅传令嘉奖，还将她们的照片刊载在《新疆日报》上。
安志洁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以后又进入了新疆女子学院教育系继续求学深造。
安志洁长期得不到秀松的消息，在拼命学习和工作之余，总还难免心烦意乱。正是殷忧结而靡诉，归空馆而自怜。青春妙龄，郁郁寡欢。
1942年5月7日，时任督办公署边务处长的志洁的五哥盛世骥衔盛世才命去重庆见蒋介石，见小妹志洁心情如此郁闷，约其同去重庆一游，或可藉以宽慰其心。志洁心想中共要人常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或可从该处获得秀松的消息，欣然同去。
志洁兄妹到重庆后，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隆重接待。志洁兄妹居然接到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由官邸送来的私人宴会请帖。志洁感到蹊跷。世骥固然因公来谒，而她却是一个无名随员，万不宜受此隆遇。为了弄清原委，志洁还是跟着世骥去了。到蒋氏官邸后，发现除陪宴的三位少壮空军将军外，并无他人。宴中蒋夫妇只和她们谈些家常，问到重庆后生活是否习惯，问志洁多大年龄，是否想在重庆进中央大学或其他大学念书？宴后，蒋夫人对志洁特别亲切，还替他削水果皮。志洁兄妹感到十分意外，莫测其中奥秘。宴后第二天，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来看志洁，带来蒋夫妇的口信，说他们是想介绍陪宴的三位空军将军让志洁任选一位做朋友。志洁听后，恍然大悟，蒋夫妇宴请她原来是想做大媒，牵红缘。她即回说：“你们都知道，我已结婚，是个有夫之妇，此事从何谈起！”张元夫走后，志洁细想，蒋夫妇何尝不知道她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的妻子，也知道俞因事押回苏联，才有此举，是又想促成一桩政治婚姻。
志洁和秀松的感情极深，不但志洁，而且志坚，她没有让蒋氏夫妇牵好红线，好在蒋氏夫妇也不强求，没有为难她。此后她更痴迷的千方百计地寻找秀松的下落。她相信他还活着，因为他是那么一个少有的好人。她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又和她五哥盛世骥回到迪化，离开了重庆那个是非之地。
1942年9月，宋美龄和朱绍良、梁寒操等国民党大员飞抵迪化，盛世才宣布投靠了国民党，和联共以及中共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公开彻底地破裂。此时的志洁更加紧密地、频繁地向有关人员打听俞秀松的下落。有人在中苏边界的这边看到过秀松在边界那边活动过。志洁知道秀松不是托派分子，返苏后必然平安无恙。但又怀疑既然平安无恙，为何长期鱼雁不通？她继续加紧打听，但有时甚至受到盛世才的阻挠和为难，使她伤心不已。
1944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令：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调任农林部长，督办公署撤销。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盛世才去重庆就任农林部长时，虽动员志洁和母亲安景凤随其去重庆。但志洁和盛世才积怨已深，更何况传说秀松还活着，所以她让母亲决定留在迪化，以便打听秀松的下落。
安景凤确实有病。盛世才到重庆以后，又三番五次来电，要志洁陪同母亲去重庆看病，并表示今后再不干涉志洁的自由，也再不过问她寻找秀松的事了。出于无奈，她陪同母亲去了重庆。当时盛世才住在重庆黄山，而志洁和她母亲以及她五哥盛世骥一家住在重庆汪山，并没有和盛世才住在一起，也没有恢复兄妹关系。其实他们都住在重庆人所说的南山，那是重庆的一个风景区，蒋介石也在那里住过。
志洁到重庆以后，除了照顾母亲看病外，一心一意去设法打听秀松的消息。她几次想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托中共高层人士帮助寻找。有一次已接近红岩嘴，但发现有特务跟踪，没有如愿。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要在苏联找一个人有了更方便的条件。她于是写信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给中苏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吴玉章，以及给1945年9月1日在重庆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请求他们查找和提供秀松在苏联的情况和下落。但这些单位的驻地，都有国民政府的军警保护，有些信件发不出去，活动极不方便。可发给中苏友好协会的信，一星期后就接到他们的一个通知，说有人给志洁捎来一个包裹，叫到中苏友协去领取。志洁一想，她给中苏友协的信才一星期，决不可能是秀松捎的东西和信息，但她还是想去看个究竟，但一到中苏友协门口，就发现周围有不少可疑的人在晃来晃去。她转身就走，没有获得实情。
盛世才在新疆血腥统治了十一年，至少冤杀了八万多有姓名可查的新疆各族同胞和进步人士。盛世才在新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还不到一年，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对其进行起诉和举告，国民政府为了平抑民愤，不得不于1945年7月30日免去了他的农林部长职务。但由于盛世才在新疆作孽杀人太多，天理人情仍对他不依不饶。新疆几乎是全体民众都继续不断地在控诉其罪行，至1946年10月31日，已经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严庄等，在盛免职后又提出了对盛的弹劾案。也来到了南京的盛世才获悉此情况后，自知罪责深重，惶恐之至。可他有蒋介石于1941年给他的投向国民政府亲笔信中有“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的承诺，只好写信给蒋介石求救。幸蒋介石不食前言，于1946年12月27日对盛世才的信作了批示，并转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查（盛）所陈政治斗争与保卫国土不得已而作种种紧急措施，尚属实情，希即密予注意，勿加深究为要！盛世才在南京总算又逃过了政务官的惩戒委员会会弹劾一关。
志洁和盛世才虽然为秀松被捕并押送回苏联的事断绝了兄妹关系，但她五兄盛世骥的幼女和四哥盛世骐的幼子在重庆和到南京以后仍然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她五哥在生活上虽对她有一定的照应，但她还是在思想感情上互不相投；她母亲虽然爱她，但她还是感到势孤影单。在重庆时，志洁就将秀松写给他父亲未发出的信发出，并得到了回音。到南京后，她又得知秀松的父亲、她的公公俞韵琴在中央合作金库工作，她瞒着家人去看望了他老人家。相见之下，百感莫测，真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警，他们都还以为秀松无恙，仍有重逢的希望。
1948年冬，志洁的公公因解放战争已迫近南京，回到了浙江诸暨老家，并来信要志洁去杭州暂住，以避开无情的战争，防患于未然。时南京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时盛世才正拟随国民政府逃往台湾。她五哥盛世骥在新疆也有民愤，要跟盛世才去台湾。他们都动员志洁和她母亲一起行动。但志洁认为如去台湾，就绝无得到秀松下落的可能了。她要留在大陆，她寻找秀松的决心绝不动摇。安景凤也决定留在大陆和女儿一块寻找秀松。她们立即收拾行装，带着盛世骐的遗孤和被盛世骥虐待致死的志洁的五婶的幼女离开了他们所住的南京大光路利业村前去杭州。
志洁一行孤寡到达杭州以后，得到俞韵琴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杭州和上海相继解放时，志洁一行为避兵荒马乱又到了秀松老家诸暨她公公家暂住。俞韵琴待志洁以儿媳之情，待安景凤以亲家母之礼，温馨之至。
杭州和上海于1949年5、6月先后解放。志洁一行刻不容缓的又到了上海，急着打听秀松的下落。她首先向中央首长写信询问秀松的生死下落，未获结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两天以后的10月3日，苏联就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经打听，我国首任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志洁欣喜异常，因为1925年10月秀松受中共委派带队去莫斯科留学，就和王稼祥同在中山大学学习。1937年11月，王稼祥又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熟悉苏联和“联共”的情况。志洁立即给王稼祥大使去信，要求打听秀松1938年由新疆返苏后的情况。信发出后，她日夜企盼得到回音。不久，我驻苏大使馆的回信到了。不料她在十一二年披星戴月、忧愁与共、盼望和希望的佳音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噩耗，俞秀松已早在1939年斯大林对“联共”内部整建中牺牲，一时间犹如晴天霹雳，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志洁为此痛不欲生。当年的秀松，轩昂磊落，突兀峥嵘，今日却已入埋于地下，定已化为金玉之精华！
志洁知秀松牺牲之后，终日痛哭，不知所从，竟使三十刚过之躯难以支撑。公婆为之百般劝解，但她总以秀松没有子嗣和党史没有明白记载其革命一生为憾。但其公婆坚信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秀松的革命一生，日后自可正其清白；至于子嗣，以后可过继一子以继其志。（未完待续）
作者：新疆历史文化专家 罗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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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历史学会会长、开原市政协委员、六十集《口述历史》电视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开原古城网】、【开原历史学会网】总编辑王义。